接着枢密使张世杰启奏，近日机宜司报告蒙元高丽水军有南调迹象，而驻于淮西的蒙军也在砍伐树木，制造巨筏，似有南侵之意，提议早作准备。户部尚书陈则翁则上奏，如今国家暂时以盐钞代钱，却又是金银与铜钱、铁钱并行，导致各地币值不一，已有混乱之相，还要早些统一币值。其他官员也就各自情况分别上奏，以求圣决。
散朝之后，赵昺又留下众宰执议事，要求他们就国是、俢敕和兵事各自发表见解，并上奏表详述。又令枢密院与在京的众将就当前战局制定预案，商定作战计划，然后再行公议。而回到后宫后，他仍觉心中不安，想想还是钱上的事情，这可不是小事情，一旦此事上出了问题，事情就大了，将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会引发危机。
要知道古代中国在元以前，皆是以铜钱作为法定货币，一般都是以一千文为一贯，但在各个时期又会发生波动。唐朝后期，开始明着减少，朝廷宣布八百个就算一贯，到了五代十国，越来越少，越来越乱，宋初各地一贯有多少都是自己说了算，有八百的，最过分有四百八的，朝廷统一为七百七十文钱等于一贯。但是地方上面未必会严格执行。
而令赵昺不解的是，大宋朝和其他大一统朝代力求币制统一不同，从一开始就显得有气无力，币制从来就没想过要统一。中原等大部分地区用的是铜钱，四川专用铁钱，川中铁钱不得外流，外处铜钱也不得流入川中，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福建、岭南等个别地区也用铁钱。使用铁钱的四川，“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且与历代不同的是汉用五铢钱，唐朝用开元通宝钱+不多的几种重宝钱，而宋朝以年号钱为主，宋朝改元频繁，北宋有二十七种年号钱及三种非年号钱，南宋有十八种年号钱及三种非年号钱。币值又有不同，传统的一枚一文钱称作小平钱，钱的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等，材质有铜钱和铁钱还有铜铁杂铸的钱，其中铜钱又根据成色不同而币值不同，钱的名称有元宝、通宝、重宝等等。各个的钱监铸造的钱币，很多只能在指定区域流通。
铜钱的含铜量与币值有很大关系，唐朝的开元通宝含铜量在八成左右，宋朝越来越低，宋初在六成左右，徽宗时蔡京铸的夹锡钱，铜只有五成多，却一折铜钱二。当十钱的含铜量不超过小平钱的三倍，但是币值却是小平钱的十倍。
按照市场规律，劣币驱逐良币是不可阻挡的。铜钱，尤其是小面额的铜钱，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却流入储藏领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额的铜钱，铁钱通用的地区，铁钱自然把铜钱赶出市场。民间造假钞的自然盯着折十钱，各种民间盗铸，把三个小平钱熔化可以铸造一个折十钱，大利所在，根本无法禁止。
到了南宋，北宋钱币的各种弊政，南宋继续存在，为了防止铜钱流入金国，江北、四川用铁钱本位的纸币，经常下令禁止铜钱流入江北，同时还大量使用纸币，铜钱的含铜量继续慢慢减少，而且朝廷铸造的铜钱，往往被外国船只用各种海外货物换走。
最后到底大宋的钱有多少种规格，很难统计，赵昺反正弄不明白，他估计加起来最起码总有几百种。这便导致各种规格的钱币之间的兑换出现了问题，而朝廷也是朝三暮四，改用、停用，改变币值是家常便饭，同样的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不同地方的币值也能不同！
被后世吹的开纸币先河的交子、会子，也不是那么美好的，同样十分乱。纸币，前期还好，中期贬值加速，后期恶性通胀，呈指数型趋势。仁宗时期初次发行交子，在四川以铁钱为本位，一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以三年为一界而换新交子。这种纸币只能在四川通用，不得在其他地区使用。
随后，神宗时因为西北用兵的军饷问题，在河东、陕西设立交子务，发行交子，和铜铁钱一起流通，陕西的交子一度又废除，四川的交子每界流通时间延长到四年，市面流通的交子顿时增加不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最后到底发行了多少，仍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清楚到底发行了多少。而后徽宗年又把纸币改名为“钱引”，这时候，一界的发行量已经达到最初的二十倍了，换新交子一兑四，但是钞本还是当年仁宗时的三十六万贯铁钱，后来增加到五十万，币值可以想见如何了。随即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还到期不予兑换，相当于作废，这时候，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钱。
于是又开始“复循旧法“，钱引的价值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已经离完蛋不远了。南宋初期，因为战争，绍兴年间，四川的钱引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后来战争停止，局势平息，于是发行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关子三年兑换，公据二年。
次年，又在临安发行会子，会子本来只许流通两浙，后来允许流通到湖广、淮南等地。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了很可怕的数字，到了孝宗时，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