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这么一折腾，请和之事便被搁置了。可他认为此事做的并不漂亮，自己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自己却输了，
此事当然不单单指将请和搅黄，同时他还向朝廷上下显示了自己坚决抗元的决心，宁死也不会向蒙古人屈服，在众臣和军民中树立了正面形象。同时也发现张世杰在朝中并非是一呼百应，也不是以其马首是瞻，因而他判断在陈宜中出走后，朝廷中还有人在左右摇摆，那么自己就有分化瓦解他们的可能。
坏处则是他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这必然使张世杰心生警惕，对他的防范将更加严密。另一方面其行事也会愈加谨慎，也会暗中对不听话的人进行迫害，以加强集权。那么自己行事也就更加困难，无法达到出奇兵的效果。可事情总是有利有弊，两全其美的好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起码没有让他担上千古骂名。
其实赵昺对此也能理解，自己与蒙古军之对战的经验已有二十余年，同时也建立了无数功勋，有时还会亲身挥剑直捣敌军阵容、突破重围。在军事方面他对自己抱持着莫大之自傲。然而处于他上位者不过七岁，面对这样干嘛嘛不行的小幼帝，在张世杰看来再聪明他能懂什么？言语间免不了缺乏足够的尊重。
所以在制定国策时，作为主事人张世杰自然当仁不让，摆出大家都得听我的样子。其这种态度，抛开皇权神圣的角度来讲显然不算什么错误。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公司发生危机，不得不由年幼的继承人主持大局，下面的那些打天下的元老，肯定也会心存怀疑的。因为这样一个未经过历练，甚至还在学习中的‘富二代’能否胜任领导工作谁都心里没底儿。在现代社会，人们质疑一个‘二代’的能力，流露出轻视的态度，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在这皇权至上的时代，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可以流露出来的，否则就难免被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所以即便赵昺年幼，但却是真正的主事人，太后都是暂代协助，按照规矩大家通常都会高举皇帝的旗帜，绝不敢轻易自行其事。只是现在大宋帝国已呈现出一副土崩瓦解的样子，所以张世杰这种领导欲极强的人自然就有意无意的要独自行事。
可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张世杰决定的事情，但皇帝一再坚决反对，其也不敢过分妄为，否则动了众怒也不是闹着玩儿的，何况他并不能完全控制朝廷，仍然需要打着皇帝的大旗行事。因而那日过后此事再无人提起，就像投入海中的一颗石子，没有一会儿便风平浪静了，起码表面上看是如此。
这时岛上的行宫也修造完毕，赵昺随之也迁到岛上。由于行宫只有三十几间房，难以安置整个护军，他便命辎重营在行宫不远的海滩修起一座码头，水军战船就近停靠，军士轮流驻守，他只带侍卫营住进了行宫之中。同时朝廷各部也随之上岛，并在行宫周围建起草市，方便交易。如此看朝廷像是要在此长驻，而岛上的生活也看似如常。但赵昺知道这就如同暴风雨到来前的宁静，其中蕴藏着更大的危机……
进入七月后，元朝江东宣慰使张弘范入朝觐见，上奏“张世杰立广王于海上，闽广响应，宜进取之”。有大臣请忽必烈颁诏招降广王赵昺及张世杰。忽必烈不从。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全权负责追杀南宋最后这一个流亡******，赐张弘范锦衣、玉带，准其便宜行事。并当场拿出尚方宝剑，授其“有不用命者，以此斩之”之极权，随后张弘范又推荐如今在江西的元军主帅李恒为自己的副将。
另一方面，主持荆湖诸路的阿里海牙奉命领兵四万火速前往平定湖南。周隆、贺十二等均被擒斩。张烈良等率残兵逃往夔州路思州乌罗洞，为官军所袭，皆战死。现在大军移至静州，正诏谕各地迅速投降，广西和云南方面形势再度紧张，琼州也处于其兵锋之下，朝廷前往占城的计划已经是难以实施。
而在江西开府的文天祥此刻日子也很难过。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带领着一支武装，辗转江西福建等地，与元军不懈苦斗，屡次失败，屡次再起，企图创造奇迹。可追随他的战友们一个一个战死了，个别立场动摇的甚至投降了，一度恢复的地盘也陆续丢失，文天祥只能带着残部，辗转在崇山之中，且战且退。然后一次战斗中，他的妻妾和女儿们被元军抓获，不久军中爆发瘟疫，死了数百军士，他的儿子又不幸染病身亡，使文天祥的事业陷入了绝境。
文天祥这回终于意识到事不可为了，于是向朝廷上表请求惩治自己兵败江西之罪，同时要求归朝。但是他却忘了自己当初入朝时的所为，先是责备陈宜中不该放弃三宫独自出逃，又指责他为人怯懦、纪纲不立，搞得陈宜中大为不满。等文天祥见到张世杰后，问他现在朝廷有多少军队，张世杰就以自己所部的兵力回答，文天祥听完就长叹道：“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这明显是在指责张世杰独揽军权，自然又令张世杰大为不满。
如此一来，文天祥与将相都不和，也就没法在朝中呆下去了，所以极力辞去相位，陈宜中也顺水推舟让他前往江西开府。现在虽说陈宜中走了，可张世杰仍然在，想他回朝必定会重据相位，撇开复兴宋朝之志向不谈，只是让一个缺乏实战经验，屡战屡败的文官再站在自己头上，张世杰的心里是绝对不可能感到愉快的。因而他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