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分队的部署比较复杂，特种分队由战车、突击、飞机和两个飞艇支队组成，除前两个在国防高专训练外，其余三个部队都在航空高专训练，但在军事编制上均属于教导总队。教导总队还肩负着沈阳卫戍的任务，卫戍区司令部和教导总队总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直接隶属于大本营，没有秦时竹签署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
为保证学生的质量，秦时竹规定，报考者一般要具有初小文化，特殊科目如通讯、医护要具有高小文化，如果此人报考突击（特种兵）分队又有功夫，可以适当放宽要求。军校学生的军衔一般参照普通新兵，但待遇要好一个档次。由于来报考者中有不少原先已在各省陆军小学堂、中学堂就学，为体现公平，在教导总队成军前特意安排了各项技能的考核，对排名前列者，授予高一级军衔。
出于对部队正规化的重视，军校还从各部队抽调了大批有培养潜力的下级军官来校进修，他们原先的军衔和待遇予以保留，而且往往能在教导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比如：佟麟阁和张云逸被授予上尉军衔，在步兵一支队二、三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傅作义、李宗仁、张治中、蒋光鼐被授予中尉军衔，相应担任了中队长职务，白崇禧等被授予了少尉军衔，担任了副中队长职务；刘伯承是战车支队上士，张自忠则在飞机支队里担任了少尉。由于东北的影响力，在各地大力遣散军队时，有一大批军官前来投奔军校，经过甄别后，一一委以重任，当中就有我们熟悉的朱德上尉。
北疆国防军在整顿部队时深为中下级军官的缺乏而苦恼，由于部队扩张过快。尽管原先老编制以火箭般的速度升级，也仍然无济于事，像一个团中，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副参谋长分别兼任第一、二、三、四营营长职务的情况屡有发生，绝不是什么笑话，大本营高层深深为之头痛。更有甚者，依仗对革命有功。眼馋这些空位。各师屡屡有跑官要官的情况发生，迫使大本营下定决心，虽然部队整编也很迫切，但还是咬牙坚持抽调军官整训。
聘请教官也是一大难题。原先的教官无论质量也好，数量也罢。都不能满足要求。大本营上层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秦时竹提出地聘请外国教官的意见。但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各国领事纷纷面见秦时竹，要求他聘请本国的教官。厉害一点的，以威胁的口吻说话，比如俄国、日本，稍微圆滑一点的，以恳求的口吻提出要求。比如美国、法国。英国更是一个另类，在交涉中甚至暗示。只要聘请英国教官，在经济、政治、外交事务中英国反而可以做出一些让步。在秦时竹和蒋方震等人地心目中，陆军第一强国非德国莫属，但德国在东北地势力已扩张得很快，如果再单独聘请德国教官，只怕各国面子上不好交待。好在德国方面也理解北疆的苦衷，没有顽固坚持。
讨论来讨论去，哪个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能得罪，最后得出一个折中方案，各国教官都聘请一些，于是，学生们惊奇地发现，在军校里又可以看见八国联军了。各国教官团一般以中校或上校带队，每家出十二名，另外再根据特殊需要按需聘请。比如聘请哥萨克训练骑兵，聘请法国人作为炮兵教官等等。
但这样对于统一建军思想却极为不利，各国必然会按照本国的军事思路和训练模式来训练这些军校生，如果任由其发展，真正到了要用时恐怕会乱成一团糟。为扭转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秦时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即各国教官团首先要提出本团地训练大纲，然后自由挑选一部分学员作为前期训练人员实践各国大纲间的对抗，在对抗中胜利地，可再经过修改成为整个军校地建军纲要。本来各国教官团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太不可思议了。但秦时竹使出了激将法：“诸位难道对自己国家的军队和训练方法这么没信心吗？”事关国家荣誉，特别是欧洲各国已组成了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对抗，谁也不肯在这种面对面的较量中落于下风，自然一致同意。
出于对德国模式的心仪，秦时竹和蒋方震两人绞尽脑汁想出了好点子，在那些他们认为头脑灵活，有实战经验的军校生中做了标记，将名单悄悄地送给德国教官团威廉上校，后者自然是千恩万谢，到了挑选部队的时候，像佟麟阁、张治中、蒋光鼐等一干后世名人都在德国方阵内，其它部队的教官就只能像个睁眼瞎一般的乱抓人。当然，这番行动对秦时竹来说也是大大兴奋，经过他地扫描，他发现了吉鸿昌、邓宝珊等一些名将苗子已全部在军校名下，眼下他们还是一点也没有经验地学员，但秦时竹相信他们将来必然都是将军的料。
上午十点，经过成立大会、校长讲话、授旗仪式后，正式进入到了实战对抗阶段。秦时竹等一般高官纷纷落座于观摩台，出于对军校和北疆势力地重视，不仅各国驻沈阳领事连段祺瑞主政的陆军部都派员前来观摩。参加对抗的一共是八国教官团队伍，中国教官团作为场上裁判，不参加任何一方面，我们所熟悉的李济深上尉也重新操起了他的老本行--教官，并担任了整个对抗的联络官。
按照演习规定，所有对抗项目必须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官团可以在中间攻防易位时对本方进行初步指点，但一旦再度开始，就不能再加以指手划脚，否则直接判负。
“报告大帅，双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