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书屋>军事历史>明末好国舅>267、明武宗被黑

弘治年间西北的边防是北虏的后花园,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陈寿这位吹出来的名将完全可以当个笑话看。

然而,弘治朝的“三大捷”还有比西北战事更有趣的,那就是辽东战事。

因为,辽东的战事,可是切切实实的打了弘治帝“贤君”的脸,他的贤明治理下,竟然有边地守将堂而皇之的杀良冒功。

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十二年正月,辽东守臣上奏朝廷,说是取得了三次大捷,斩首三百级,可谓是弘治一朝有数的大战功。

嗯,弘治武功……杀了三百人的大战功!

结果,捷报到了京师,满朝文武都不敢信。

他们以“边备疲困,素乏锐气,往时捐数十百人仅易虏首一二级”,“李杲之老疾,诸镇巡参佐之庸懦,而能办此?”为由,说辽东官军都是一群草包废物,以前死一两百人只能斩首一两级,现在怎么可以取得这样的大捷,其中一定有诈!

打了大胜战都没有人信,这就是弘治朝武功的现实,当然,事实证明,不信的人都是真正的有识之士。

为此,弘治帝为了维护自己名声,不得已,派人去查,结果,果然有诈!

事情的真相是辽东官军以互市为由,把泰宁福余两卫的男男女女三百多人骗来,接着把人都灌醉,然后全部杀掉,再向朝廷报捷。

这是什么?说好听点,可以说是诱杀,说不好听就是谋杀归属大明的番邦之人。

好端端地把人骗来杀掉,开启边衅,招致怨恨,还有脸报捷,辽东官军的这副德性,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给吹嘘的弘治武功抹黑。

而“三大捷”里,剩下的也就是经常被人吹捧的王越的贺兰山大捷,当然,这场大捷是属实的,毕竟还有被传唱的王越的《贺兰山后大捷》一诗为证。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不过,诗作的很有气势,但那战果却不怎么样,毕竟,被称为大捷的贺兰山大捷,明军最终得战果也不过就是斩首四十二级而已。

可以说,整个弘治年间,明军对于北虏能有效抵御的战役寥寥无几,斩获较多的大胜只有三四次。

其他剩下的战役就不值一提了,绝大多数被虏寇,都会有相关镇守人员被论罪。

即使是论罪,弘治君臣对于武备也似乎都显得漫不经心,甚至直接就是漠视,处理战败武臣,几乎没有详细认真地追究缘由,不思考改善方略,只是简单地罚俸或降级,有许多次更是直接“宥之”,命其戴罪杀敌。

这并非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看出来的,但他们劝告弘治帝,却都没有引起重视。

比如弘治十四年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说:“比年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此人心之所以日懈,边备之所以日弛。”

上头不重视,不严督,无举措,有功虽赏,有罪不罚,这样的氛围下,下面边关镇守官及将士当然是人浮于事,虚应战事。

经过这样放任自流的十几年,北虏当然越来越嚣张,最后在弘治十八年五月,趁着孝宗驾崩之机,发起最猛烈的攻击,令明军遭遇了自土木堡以来的最大败仗——虞台岭之战。

所以,弘治帝留给他儿子正德帝的,是自土木堡以来最强大的外敌,和最废驰的边备。

而正德帝,可能也就是因为登基头一个月就遭遇了一个大惨败,心生余悸,正德帝即位之初就对边事非常重视,采取了多项改良措施。

弘治十八年六月,登基第二个月后,正德帝就听从兵部的建议,在宣府招募土著之兵,用以协助官兵杀敌。“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三两及马匹器械,编成队伍与官军协力杀贼,有功照例升赏。事定归农者,听其愿留者,寄名近卫,月给粮一石,老则除之。”

同一个月,正德帝又明晰了赏罚,边镇军民,“斩虏首一级者给银三十两,愿升者如例加升。民余给冠带,名为义勇,复其徭役。若纠集乡丁斩首五级以上,为首者升署所镇抚。其夺回被掳头畜,以十之四充赏。事宁停止不为例”。

除此之外,正德帝战后的调查也更细致。

弘治十八年八月,正德帝登基两个多月后,大同守臣奏北虏拥众入寇四散无忌,边军不能抵御。武宗却责问说边军为什么不能防御,并派人去调查清楚。然后才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边镇武官的建议也得到了他的采纳。

正德四年四月,他听从大同副总兵马昂的建议,“令被虏走回男子,审无父母妻室,并不知乡贯者,听编入军伍,调用杀贼。有家业者,仍听宁家。先发宁家而愿入伍者,听来。降虏人,则仍照例安置。”

种种举措下,边关的战事明显得到了改善。

正德四年十二月,虏酋亦孛来部入寇,就是上面那位给武宗提建议的总兵官马昂统领官军,在木瓜山等处与之交战,共斩获贼首三百五十六颗,生擒男女九人,夺获战马二百一十一匹,骆驼二十四只,牛羊四百一十五只,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

正德五年四月,虏寇庄浪,诸镇多支官军围剿,击退了敌人,并斩首一百五十八级。

正德四年至十二年之间,像这样的胜利有十六、七次,远远超过弘治年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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