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诗歌发展源流，其中的变化进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显而易见。归纳这里面变化的一些相同与不同的特点，也就不难把握各个阶段文化潮流的风气特质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温润的四言诗，应是诗歌走向规范的标志，而五言诗的音调平和，以清冽华丽见长，虚实简繁均可适用，以至于文人雅士，偏爱有加，推崇备至。像张衡抓住了四言诗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诗的温润；张华凝集了五言诗的清冽，而张协发挥了五言诗的华丽；至于兼容并蓄且能得其精气神者，应属曹植、王粲，而偏长一端并能胜于蓝者，首推左思、刘祯。然而，在内容形式上，尽管诗歌存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但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却因人而异，自然各取所需，贵在随心所欲。所以在他们之中，能够达到面面俱到和融汇圆通者，实属凤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难点所在，随之简单易做，反尔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难行易”者也；同样，若轻率认定诗歌创作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随即而来的必定是举步维艰的困境，即“知易行难”也。再者，像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源头也可归入《诗经》中间；还有拆字诗，根本在于满足图谶的需要；回文诗，则是道家故弄玄虚的幽冥演示；联句诗，不过就是延续了《柏梁台诗》的体裁……总之，类似这样一些在字数、形式、内容上，或繁或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却同样是寄情言志的文章，都可以划入诗歌范畴，也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亿万民生兮，生而有志兮；志而咏歌兮，歌文载册兮。诗发三皇渐成风，流落“二南”始达功。天理人情贵自然，政教艺术尚自由。盖世华章不间断，文采风骨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