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之母体：福胜塔便自此与世人见面。”
傻根和杜发听了他的一席话，对铁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面认识，原来开宝寺因佛而兴，开宝寺塔因佛而建。司马光眼望东南面的大宋皇宫，脸色严肃，沉寂片刻，又道：“面对汴梁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为何众文人学士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杰作，但是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这是因为文人群体认为它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为，他们便也不好说代么，只以沉默应对。”
过了良久，傻根道：“司马先生，本朝文人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浪费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马光没有出声应答，杜发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骚客不敢随便意论，因此便作视而不见以待之。”
司马光道：“建设此塔，是否劳民伤财之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崇佛思想、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绝对是有害无利。多少僧尼，成长时占用国家、社会资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后却整天打坐念佛，劝人无为，不事生产没有回馈社会国家倒也罢了，反去劝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干活的人、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人无形中减少，信佛尊佛，已变当下社会沉重的负担。”
傻根杜发二人听他侃侃而谈，显然对宋王朝尊佛颇有不满，杜发便道：“司马先生，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二人深表赞服，那么先生今日又为何前来开宝寺？”司马光昂昂然道：“不览佛寺不知天下人信佛之数也！”
两人一听，肃然起敬，敢情他是身负使命前来调查佛事？杜发道：“先生心怀国家社稷，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正是我辈楷模，国家之幸也。”
三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司马光邀两人回府长叙，傻根杜发左右无事，便应允而去。
司马光设宴招待，其间有一叫王安石的邋遢官员相陪，只见他十片指甲都藏有泥污，脸有污渍，头发乱糟糟的，十足一个城市贫民形象。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席上所谈，全是变法革新之事，王安石貌似更加激进，他道，根据他多年的地方官从政经历，总结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司马光在一旁听着，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安石的提议出发点虽好，但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必然难以推广，况且变法激烈一定会引起反弹，社会由此变得动荡，反而不是好事，宜采取旧制逐步完善。
王安石对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道：“北有契丹虎视，西有西夏盘踞，西南吐蕃亦非善类，东边倭奴侵犯江浙闽粤，大宋眼下貌似雄壮繁盛，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经不起折腾，须得尽快转型。”司马光针锋相对，言道自来变法从无一蹴而就，欲速而不达，须得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亦友亦僚，亦师亦生，却因施政方针迥异而起了争执，各不相让，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傻根听着听着，才知这个四十出头的王安石，竟是三司使判官，而心怀天下家国的司马光，则是知谏院大夫，都是朝廷从二品以上的高官，可谓权贵，身在其位谋其政，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傻根逮了一个机会道：“两位大人乃当世豪杰，见识非凡，身居高位而不忘国家，我国得有两位超凡贤才治理，中兴之时指日可待。”赞了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问道：“请问司马先生，王先生，你们俩对今日早朝上的案子有何见解看法？”司马光一怔道：“你指广州杜为造反的案子？”傻根道：“不错。”王安石问：“两位小兄弟如何得知此案？”杜发吹牛不打草稿，张嘴便道：“此案民间已然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二人关心社稷民生，此桩大案，自然听闻。”
司马光微微点头道：“这单案子，发生得十分突然，事先全无迹像，从来造反皆因物穷粮尽，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得不反，近年岭南物产丰富，人人安居乐业，依我看杜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王安石道：“司马兄此言甚是，岭南人氏虽民风彪悍，却非心怀不轨之辈，况且当今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谁会不计后果冒然响应？如单凭杜为一人闹事，别说无需调动各地大军镇压，便是广州知府刘大人之力也可扑灭。杜为如造反属实，那么他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受人蛊惑，失去理智。”
司马光呵呵笑道：“难得我和安石有相同看法之事，据包大人说，杜氏子弟不畏强权，涉险上京抗辩并寻求朝野关注，那自是身清如水，有恃无恐，否则焉敢直面强权机关？由此可见，此案必属冤案无疑。”
王安石微笑道：“司马老哥，那么对于此案的黑手，你认为是谁从中作梗？”司马光抚须而笑道：“谁热心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