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在战争爆发之前走访过奥斯曼帝国一次，他的目的是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对战争胜负做出评估。
梅特涅发现奥斯曼帝国的显贵、要人们，为了表明自己的开放和对欧洲礼仪的娴熟，竟然蔑视自己的回教习俗，狂饮香槟酒，玩牌，与欧洲的女士跳舞。梅特涅对此很吃惊。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改革是必要的，不过，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不仅仅反映在技术上不如西方，关键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堕落和衰退。
马哈茂德二世执政下特权盛行，一边推行改革，一边奥斯曼社会的奢侈、浪费之风有增无减。素丹本人推行改革的同时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道尔马巴赫彻宫。这座宫殿很豪华，采用法国风格，宫内的一些摆设和装潢模仿凡尔赛宫。
有宫廷的示范，欧式家具和生活用品堂而皇之地摆在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商人、贵族和社会名流从旧城的住所搬出来，住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意大利式别墅。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里，修建了不少法国风格的公园。法国、意大利的歌剧及音乐和各种表演流行于伊斯坦布尔等城市。西方人如何消费、享乐，奥斯曼帝国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们丝毫不落后。
这一切都说明，奥斯曼帝国的高层，已经扫清了对改革的思想阻碍，他们从心里开始崇尚西方，就不存在鄙视西方的现象，这种崇尚会让他们毫无阻碍的学习西方文化和思想。
但在制度上，改革一直流于表明。按照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内容，在帝国国内，素丹之下权势最大的人物是大维齐、陆军总司令、回教大教长。大维齐更名为首相，但权力却远小于首相，部长们被称为大臣，开始穿着统一礼服，有自己的办公室。各级官员和服务人员，也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出入于正式场合。但是，官僚机构的传统习惯和作风、办事方式、等级和特权，依然没什么变化。
行政改革后办事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官员晋升依靠老办法，素丹完全掌握任免大权。西方式的明确权责并没有在帝国政府落实，帝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变动，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并未触及。
不由得让人怀疑，苏丹的改革动机，到底是为了强国，还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包括在用人方面，他也大用权术，不是让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而是让忠心的人在权力部门。
在巴尔干地区，马哈茂德二世通过权术剥夺贵族权力。某位显贵人物死了，他的职位不由贵族子弟接任，而是交给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新官员，死者的继承人会被安排到其他地方任职，以斩断原来的权力关系。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都以这种方式纳入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一旦这种方式达不到目标，就采取武力。在安纳托利亚，也使用在巴尔干行之有效的办法，软、硬两手，分化瓦解，把死去的显贵的辖地划成更小的区域，以此弱化地方势力。
他还频繁地更换官员的职位，让官员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难以形成持久的威信；大力提拔低层官员并委以重任，让他们控制军队或行政要害部门，目的却不是为了真的让这些新锐取代老官僚。等达到打击权贵的目标后，这些新贵又被迅速解职，甚至流放，然后把他们的政敌提拔起来顶替他们。这样那些被打击后失去威望的权贵，迅速对苏丹变得依赖和忠诚。
通过这些举措，在政治上，马哈茂德将帝国统治阶层重组为三部分：帝国行政文职阶层，包括书吏、文书等，军官阶层和宗教阶层。
在军事方面，马哈茂德二世的主要举措是，清洗耶尼塞里队，建立新式陆军，名为穆罕默德常胜军。增加陆军总司令的职权，让其担任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总指挥，使其超越所有军队指挥官。取消军事总监的办公室，代之以一位文职助理，负责军需事务。军事总监的财权收归帝国的财政部。马哈茂德二世把其他各支部队连同兵工厂、军需库等并入“穆罕默德常胜军”。
军队管理中还设立训令部、军需部，海军部门仍是独立机构。以前也设有军事监察官来负责军需，改革后任命一位文职官员，充当海军司令的副手。为满足军费开支的需求，尽力规范军用财政系统。努力控制军用收支，建立一个负责控制军事开支的军费监督部。监督部直接负责军饷、军粮、军服的供应，总司令部仅发挥军事技术职能。海军虽独立于陆军总司令控制之外，但军需供应也由军费监督部负责。军用金库实际上变成帝国最大的财政库，因为各类收入（连同人头税、羊税等）都转入军用金库。军用金库成为国家财政的核心部件，为队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军队高层的改革和新机构的设立，不同部队进行了重组和装备更新。步兵、骑兵、炮兵的建置和规模、军队数量都有所变化，营地薪饷和装备也有相应的变动。但是，许多部队的训练跟不上。而且军官学习的战术过于陈旧，始终没有对他们进行更专业的培训。
新军除了忠实于素丹这一条原则得到落实之外，其他方面改动很少，军官群体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高级军官的位置就是给特权阶层预留的；军官们很少是按照实际军事才能提拔，军权仍掌握在无知无能的人手中；培养军官的学校总是在筹划中，未能建立起来；从军官群体的成分看，主要还是廷臣、高官、显贵们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