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周琅将自己的顾虑告诉王辅茞，假如王辅茞也能够想象到那是一种情况，那么王辅茞绝对不会相信，因为他绝不会相信中国知识阶层竟然会用西方的观念来解读中国的问题。
可周琅知道那会是现实，西方人也曾用中国为例来批判本国，比如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等大师，就不断的通过对比中国和西方，来打击欧洲的传统弊政。他推崇中国的文人政治，用此来批判欧洲的贵族政治，他推崇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来批判欧洲的邦国分裂。
这些事情不过是一百年内生的事，伏尔泰死了也不过三十年而已，可西方已经诞生出了“老子天下第一”的意识，非西方的，就是野蛮的观念。而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意识，中国知识阶层已经保持了几千年，非中国的，就是野蛮的观念深入人心。
说白了，都是他们曾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跟自己相比的对手，自然而然生出了这种骄傲。
但就在中西接触一百年中，中国知识阶层心中的骄傲荡然无存，大肆自我批判。自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可问题是清末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已经远远出了自省的程度，他们是全面否定。
这种对自我的全面否定，可比伏尔泰借中国来打压贵族政治和文化，要恐怖的多。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是一种接受自己劣等的绝望感。
于是乎，这些知识精英，开始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腐敗是因为旧的传统文化在作祟；而旧传统文化之所以这样顽固是因为汉字。因此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扫除旧文化；而要扫除旧文化，就必须先废掉汉字。
这时候的知识精英，已经不再执着于穿不穿汉服，留不留汉的表面问题了，而是开始纠结要不要废除汉字这种更高级的阶段了。就连鲁迅这种人物，都号召大家不要读中国书。
所有人都读西方书的结果，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全面被西方人同化，开始以西方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认知世界，这样的国人还是中国人吗？直到改开之后，中国的硬实力飞增长，才终于开始有一批本土学者，开始挑战这些观念，提出用中国传统的知识来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借助于西方的经验。
造成清末大量知识精英全面否定中国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硬实力的缺失，让国家一次次受辱，文人反思过后认为归咎于文化层面，在加上西方人有意识的推波助澜，将中国文化彻底踩进了烂泥里。
周琅成长在一个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的时代，比较能客观评价传统文化，他接受中国过去的落后，有文化的因素，因为长达数千年的骄傲自满，把传统文化中好的不好的，都当成优秀成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自然会有许多积弊。
周琅的意识不会停留在缠脚，纳妾这样肤浅的层面，这些当然是最显眼的腐朽文化，是要打击清除的。但却也是最粗浅的外观，周琅更看重的是那些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文化失去了活力。
文化失去活力，就不会向前展，而是固守老传统，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中国文化开始失去活力这个趋势，大体是从汉代到清代一路向下的。
汉武帝支持董仲舒推行的独尊儒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儒家开始统治政治领域，也就统治了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力。文化展也是需要资源来滋养的，其他文化思想都失去了资源滋养，自然而然慢慢就没落了。
儒家越强势，文化就越没有活力，这个大趋势始终没有变过。
但清末文人将中国文化的没落全部推给儒家，这是偏颇的，因为周琅明白，儒家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文明的主体，是中原文明，中国历史的进程，既是一部儒家文明渐渐排挤、融合其他文明，也是一部中原文明排挤、融合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
而中原文明的源，就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百家争鸣，儒家只是其中一种，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跟墨家、道家是最强大的三个思想流派，当时称为显学，相比法家早期只是一个小流派而已。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文化总体上来说，跟西方文化是处于同一水准的。绝不比希腊、罗马文明差分毫。
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文明已经明显越了西方文明。秦始皇扫六合的时候，罗马人还停留在奴隶制时代，无论西方人怎么粉饰，也不能说那时候的西方是先进的。巨大的文明代差，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秦汉时期的中国，无论是人口还是軍队都远西方。
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观念，那就是把所有落后普遍归结到人口太多的问题上，似乎人口太多是一种原罪，是一种落后的体现。
结果恰恰相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口要增长，在技术能力大体相等的程度上，一定是管理更出色，争夺资源能力更强的国家和民族增长，而管理混乱，争夺资源能力弱的国家和民族，只会消亡。
所以在古代，中国人口长期保持领先，是中国的管理能力更强，对资源的开能力更强的原因。
有人说人口多是因为中国人能生，是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作祟。这又是一个笑话，生物学课本中，将生物的两大基本特征归结为新陈代谢和繁殖，繁殖能力是生物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如果说西方人在生育能力上根本不如中国人种，那只能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