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周琅对传统官府的六部设置一点都不清楚，那是他失职，其实还是研究过的。
只是没有那么深，因为周琅能接触到得，不过是县衙的六房，这是按照六部设立的，他以为是一样的架构。
谁知道上层权力设计，完全走了另一个套路，是经过博弈后的分工。
周琅知道县衙里的工房，是一个管理各种营建工作的部门，地方上修堤岸了，修水塘了，开荒了，工房都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做指导，谁知道北京的工部的权力和资源反而被挤压的很小。
当然县衙的工房地位也是六房中最低的，老百姓用威武富贵贫贱来形容县衙六房，威，形容的是刑房，管一个州县的司法刑讯；武，说的是兵房，负责当地的军事、安保等；富，指的是户房，不仅管民政，还收税；贵，说的是吏房，掌握当地的人事；贫，形容的是礼房，管旌表、礼仪等。
形容工房，用的是一个“贱”字！
地方上，工房掌管城墙、官廨、桥梁、道路等的修建整治，有时候用自己的工匠，有时候招募工匠，所以周琅一直以为工部就是一个主管全国建筑施工的部门，理所应当的将所有大型工程的权力都归结到了工部。
谁知道老百姓形容的真的不错，北京的工部真的就是一个字，贱！
工部最初的设计，是隋唐时期，整合了以前主管山川河流、矿产器物的所有部门而来。
可由于缺乏其他方面的强权力，比如刑部司法权力，兵部的军权，也没有户部的财权，吏部的人事管理权，甚至礼部主管教育的权力都比工部的权力要重要。
没有权力，在权力的倾轧中就成了弱者，无法保护自己，更导致权力的衰弱。一步步将最重要的权力丧失，比如管理水利的权力，被漕运和河道衙门抢走了，这两个部门甚至比工部权势还重。
治理河道重要职能和管理漕运的肥水被人抢走了，开矿、伐木等经营性部门，也被人抢走了，明朝的太监四出地方，监控矿产；清朝的内务府，机构庞杂，以皇家名义掌管山林行宫，制作经营商品。
这种情况不是清朝才有，宋朝时候就有了，6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当时舆论对六部冷热的评价：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绝异。在京师时，有语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
6游用“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八字来描写工部的四个司，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衡司，形容工部的冷清，同时也创造了白日见鬼这个成语。
但工部总不能什么权力都没有吧，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吧，既然是一个弱小部门，是一个古时传承下来的机构，总得让他有事做，所以一些别人看不上的权力，别人不愿意管的苦差事，就交给了工部。
清朝工部主体也是由四个司组成，分别为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和屯田司，基本上是由唐宋部门名字演化过来的。
大型工程的权力被抢走了，工部负责宫殿建造等工程，可被严格控制，每种工程，都必须循例，也就是依照旧惯例来进行建造，明朝人建了一座宫殿用了十万两，你就不能过这个前例；如果是明朝人没建过的工程，建造时不能由工部自己设计，必须经过六部会商。而且过一千两的开支，必须经过皇帝批准。
仅有的一点建造工程的权力，也无法榨出油水来。
为了捞油水，工部的官员倒是想尽了各种歪点子，营缮司以储蓄工料的名义，大建木料场、琉璃窑；其他三个司纷纷效仿，建造了冰窖、船场、涂料场等。一些犄角旮旯的税收，工部也弄到手了，营缮司可以征收部分木税和北方沿海的苇税，前者的征税对象是木材，后者是芦苇，都和工程沾得上边。一年下来，营缮司能征收两万多两银子的税收。可那些真正有油水的，比如制盐，别说收盐税了，连制盐都不让工部管。
虞衡司的本职工作，是掌管天下的度量衡和山泽物产。可根本争不过内务府，实利收归皇家所有，虞衡司不敢染指。虞衡司保留下的权力，有管理京城各衙门的建筑装饰和办公用品供应，但地方上管不着。还插手京师驻军的军械、旗帜、服装供应，但却要和兵部会同办理。山泽物产是虞衡司的本职，每年东北进贡的“东珠”它可以管管，但也由内务府和虞衡司会同评定等级，办理进贡事务。
都水司是一个古老的衙门，雅称“水部”，掌管天下江河水利。实际上，都水司根本管不了江河水利，河道、漕运等专门衙门早把这些事务收入囊中。后者的级别都比都水司要高得多。都水司保留下来的权力，也不过是一点船税和木税，这个船税可不是关税，而是造船的税，可片板不得入海时代，造船业真的给不来他们多少税收。
屯田司是一个苦差事，可因为田地产出是重要的财富来源，结果不是被軍队管着，就是被地方官府管着，屯田司空有一个名字，却没有屯田可以管。然后又不能白养着这个部门，结果摊派了一个活儿，他们负责皇室陵寝和王公大臣坟墓的修建，本官掌管天下屯田的大部门，最后沦落成了一个挖坟的。屯田司也征收少部分木税和船税，年收入有万两白银，这算是六部其他部门施舍的剩饭。
总之重要权力几乎都被拿走，只剩下一些边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