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印度来回一趟，冬去夏回，或者夏去冬回，就是半年时间，半年收入一百万两，依然难以满足财政需求。
其实收取赋税是最现实最合理的方式，毕竟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第一大产业，对农业免税的结果必然会生财政危机。
英国人给周琅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康华利在东印度公司领土上全面推广印度传统的柴达明尔制度，将包税权卖给一个个印度包税商，将整个孟加拉的土地税都包了出去，定的保税金额很高。但是其中一个孟加拉管区的总税额就定为了268万英镑，折合8o4万两白银，改革后第一年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榨取到的税收就提高了83，接近一倍。
还通过收回不肯缴纳保税的印度土邦领主的收税权，转包给愿意缴纳更高税收的商人，结果大大提高土地税。在新占领的地区，推行越来越苛刻的税制，来更有效的榨取财富。
比如1792年开始在马德拉斯管区试行莱特瓦尔地税制，在这种税制下，印度农民缴纳的地高到了令人指的程度。主要内容为：以农民(公社成员和小地主，不包括佃农)为其实际占有土地的纳税人，他们被承认为土地所有者；处于实际耕种下的土地纳税，估定税额的办法是，先对整个农田估税，再定到每块土地，税率为净产量的95，换算为总产量的45左右；税率是非永久性的，可以改变；牧场、荒地归国家所有（东印度公司所有）。
1822年又开始在印度西北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马哈瓦尔地税制，具体内容是：按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定税，土地原为封建主占有的，即以封建主为纳税人，原为村社集体占有的，即以农村公社为纳税人；纳税人有土地所有权；在地主为纳税人的情况下，税率为地租额的83，由村社共同纳税的地产，税率为净收入的95；税率是可变动的，非永久性的。
另外英国人还有其他的榨取方式，比如对印度手工产品征税，出口征税等等，还利用每年的税收结余直接采购印度产品返销英国，原本东印度公司来印度贸易，是带来真金白银，换取胡椒、宝石等印度产品，现在直接通过榨取印度人的税收，反过来采购印度的商品，这等于白白拿走印度人创造的物质财富，1793—1812年，用税收结余购货价值达25134672英镑，平均每年1332877英镑。
据现代史学家估计，1757—178o年英国人从孟加拉掠走的财富约值38oo万英镑，1757—1815年从印度掠走的财富总计约达1o亿英镑。
福建的人口跟孟加拉人口差不多，经济展水平也差不多，如果狠下心来搜刮，一年弄来8oo万两银子，什么财政危机都解决了。
可英国人榨取的是殖民地，可以不计后果，周琅面对的却是国人，他必须为长远打算。至少他不能接受在英国疯狂榨取下，孟加拉爆了人为的饥荒，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后果。
周琅如果推行极端的税制，无论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哪一种税制，最少也要拿走地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相比在中国，地主一般是拿走佃农收入的一半，政府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现在让地主们把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交出来，他们绝对会起来反抗，就像满清入关之后，金圣叹那样的士子们拒绝纳税而去孔庙哭庙；就算能镇压下去，可是政治后果太严重了，像满清在江南屠杀抗税的读书人的哭庙案之后，历史上向来最柔弱的江南知识精英中，如张煌言、王夫之之类的名士，竟能坚持抗清到底。
此时正是周琅跟满清争夺人心的关键时刻，如果镇压地主阶层，造成漫长的内乱和地主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斗争几十年，这机会成本周琅承受不了。
政治上，不但不能加税，反而为了拉拢土地精英阶层，还得不断的免除赋税。
在丢失农业社会中最大财政收入来源的地税之后，贸易和关税又无法弥补财政缺口，金融市场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周琅现除了进行税制改革之外，没有别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好办法。
于是他再次向王辅茞提出，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统一的商税征收机构，向每个县，每个镇，每一个集市，都派遣收税官，让他们直接向商人收税，然后直接交付省府。
周琅并没有破坏福建省的建制，占领福建之后，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省府就是周琅的统治机构，王辅茞是这个机构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福建巡抚。
之前财政最紧张，还没有缴获福州赃款的时候，周琅曾经就向王辅茞提过，在凤山县广泛设置商税机构的建议，但当时王辅茞拒绝的很干脆。
王辅茞的理由让周琅十分诧异，竟然表示说，行商坐贾小本买卖者，所经营的无非是针头线脑，丝麻布帛之类关系到民生的买卖，还提出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明令免除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的税率，下诏“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他儿子朱棣再次重申关于民生之类的商品免税的原则，下令“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中国古代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周琅觉得从实行过程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
西方实行重商主义，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人，中国实行重农主义，反倒要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质资源，重农抑商难道不应该是努力降低农民的负担，将其转嫁到商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