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太平八军加上六大戍防区虽然共计十多万人。但是分摊在山南、荆南、湖南、两岭、安南和江西、江东的部分区域之后，还是有些单薄了。
像是戍防区的武装力量本身是以屯垦和守备为主，并没有没有越界主动进攻的持久能力；不满编的第七、第八军需要轮流驻守安南和岭东腹地，作为应变的机动部队。
第五军是水军，力量分散在长江到湘水、汉水诸条流域上；第三军大部主要驻防在潭州以镇压和维持湖南各州的局面；第六军在江西洪州和江东宣歙之间清理当地的反乱残余，同时防备来自两浙、福建地区的侵扰。
因此，如今偌大的山南东道到荆南道之间的十五州地界，靠的就是都督府下的第一、第二、第四在内的两个半军序来镇压和控制。
其中第一军用来保卫和坐镇荆湖之间的重点区域，主要是襄州和荆州为代表的沿江水力工场、矿山的产业带，同时确保商洛道的畅通往来。
以骑兵为主的第二军大半数布置在江陵、襄阳之间，是作为总预备队来待机的；而第四军则是负责镇压长江以南沿岸，监视江北淮南地区的任务，其中小部分则支援峡江道作战。
可以说除了正在稳步扩建中的水军之外，大都督府眼下还真没有多少余力，来追加投入到这两条线上，就连金州境内的平定作战，也是挪用了商州武关方面的驻防力量才达成的。
而且光是为了有效控制峡江道五州之地，并且确保相应的地方肃清和丈田编户的改造工作，就已经占用了第三军和第四军的部分兵力。
而洋州所在安康盆地一旦被打下来，同样也需要最少半个军的维持和镇压，才能对抗和抵制来自比邻汉中平原山西镇的军事压力。这将进一步抽干和调空太平军都督已经为数不多的预备军力。
要知道，之前被动员起来的才刚刚归遣和解散安置下去没有多久，如果再度调集起来扩充军队的话，将会牵一发东全身的影响到一连串的后续生产计划和建设项目安排。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大后方的两岭地区，尤其是珠江流域的岭东各州，随着这些年战事不断的抽调，各地圣库体制下的储备量和民间积余已经下滑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步了。
因此按照统筹科的推演和判断，如果不加以控制和调整的话，只怕到时候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而自然而然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及其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各支工作队持续奔走往来各地的低强度、高频率的持续执行任务，已经让大多数人员变得疲乏和懈怠起来。
虽然还有好些精神干劲和物质激励上的加成，但是各种细节上的问题和错误、偏差概率，已经不可避免的积累起来，而几乎让人无法再忽略和坐视下去了。
就像是杨师古所负责的秘密调查当中，已经验证了当初那份报告当中的大多数现象和问题了；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需要而不断扩充“三支队”，导致成员素质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任务紧张而急于求成的心态使然。
再者，眼下山南地方的反扑已然再次平定下去了；剩下的问题主要是那些散布在南阳盆地周边，邓襄各州境内的“山河子弟”，也就是是书上曾经提到过，贯穿了有唐一代几乎全部时间的“山棚”。
他们乃唐东都西南及虢、邓、襄等州深山老林处狩猎之民，再加上历代流亡之民所构成的结社，而春秋迁徙无常游猎山川、河泽之间为生计。因为大多立棚屋于树上，以避野兽蛇虫而得名，俗呼为山棚。
《新唐书．卷一六二．吕元膺传》：「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人业射猎而不事农，迁徙无常，皆趫悍善斗，号曰『山棚』。
又与纵横江汉之地，云梦大泽周边亦渔亦贼的“江盗人家”一起，并称荆襄之间的“两大苦”。
而随着太平军进入湖南而大兴水路运输，并全力发展水师清理各条水路；实际上这些“江盗人家”的存在空间，已然被极大的压缩。
因此，这些亦盗亦匪的聚落村寨，不是逃入云梦大泽身处苟延残喘，就是成村成寨的接受编管和改造，甚至就此变成水军和渔业生产队的补充来源。反倒是这些横行于北方南阳盆地周边的“山棚”们，倒是有些麻烦和棘手。
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以大大小小的宗族为纽带的群落和结社，来抱团取暖和争夺游猎的山林水泽地界，乃至成群结队的外出骠抄过往商旅，和劫夺地方的财货、女子。
颇有些类似中国古典版本的“哥萨克”（草原强盗）聚落，虽然历经本朝各代守臣治理和清缴，却是禁止不绝而始终为患不断；因此也有守臣试图诱害为利而收编他们。
因此，元和时，东都留守吕元膺曾募山棚之民，名山河子弟，使守卫宫城。元和十二年(817)，李愬平淮西，部下劲旅亦有山河子弟。但是中唐以来的乱世和灾荒人祸，让历代上山为盗的青壮总是络绎不绝。
（老弱病残早饿死在家中，或是走填于沟壑之间）
乃至到了如今唐末之世，江汉到襄州一带仍有山棚活跃，并且因为乱世绵连而有所做大之势，尤其是太平军通过镇反会在山南东道节度使境内所推行的整肃和清理行动；固然是摧毁了喜多横行乡里缙绅所把持的旧有秩序。
但也让好些被摧毁的豪强、大户余孽和死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