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冀州信都城内。在批复了来自当地正在开展轰轰烈烈改造运动的镇反会，关于魏博。成德境内数千人的处决、徒刑、流放、充边、编役处置令后；周淮安也顺手签署并颁布了《太平三爵令》，正式将酝酿有年的国、士、民三爵体系确认下来。
其中民爵最简单，分为十二等阶，只要输黍纳帛（捐赠）就可以得，更多是象征性的身份待遇和社会地位，比同体制内等阶出身的见官不拜和站坐论事，以及将子弟推荐入学大讲习所的地方分校，技工、农学等诸专科学堂的额外考试资格。
而士爵则是专门提供给那些，正在在域外进行开拓的民间团体和家族，对其所占据的境外领土和形成相应势力后的追加确认和封赠，并且以此建立全新的内藩朝贡体系；授予诸侯、卿、大夫、士（各上中下）的十二等头衔以及对应的荣誉勋职。
然后，理论上只要不公开反叛或是脱力朝贡体系，就可以以家族和血缘世世代代的沿袭下去；并且可以通过有偿的贸易活动和例行特产输贡，从中土朝廷获得相应的支援和扶持力度；如果因此在境外逐步做大之后，还可以申请宗主上国予以升爵。
最后是面向新朝开国功勋的国爵，同样沿用《周礼》以降正常画风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但是进一步细分为国郡县乡四等采邑，然后每一等又分为袭三代、袭两代、本代爵；每代世袭只有稳定的一个核心继承，而不允许推恩和门荫至其他子弟。
然后，当限定的袭爵世代结束之后，后人就自然转为相应减等追授的门荫出身；如果后世子孙实在不够争气的话，那就连逐代减等的门荫都守不住，直接降为白身的庶人平民也是等闲寻常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新朝的宗室、外戚和外姓勋贵基本一致，确保几代之后就与庶民无异。以免像有明朱氏王朝一样在传承数代之后，就直接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不事生产、也不能从事任何职业，而只能游手好闲、滋扰地方的寄生虫阶层来。
另一方面，勋贵阶层这种东西，虽然没过两三代就很容走向糜烂，但却是用来制衡朝堂势力不可或缺的一角；你看明朝勋贵在土木堡之后被打断了脊梁骨，而文官开始引边将入京营之后就开始变成什么鬼画风，以至于皇帝要推出宦官来唱对台戏。
而逐级考试的科举制固然代表了某种先进行的方向，但是在如今太平督府体制下农官、工造、刑律、军转、商贸的五途之外，还是需要一些外部刺激和牵制的力量，才不至于让其在后世不可避免的逐步内卷过程当中，变成特定圈子里的一潭死水。
毕竟，就算是后世新中国的早期发展过程当中，同样也在国有企业和相应部门当中，诞生过内招制度和专属子弟学校、技术学校等等，这种确保相应职业和技术岗位，能够稳定传承的特定时期产物。一直到教育彻底普及化之后才慢慢消失。
所以，不管以后这套体系会变成什么鬼样子，或者又被后人给唱歪城什么样的画风，至少在周淮安生前在位的这几十年间，足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新朝文武官员当中，给塑造出一批制度性的样板和传承体系来。
比如设立相应的门槛规定，每一代爵位的继承人，非军功不得袭爵，非从军不得享受门荫。直接或是间接的鼓励和刺激这些勋贵的后人，拿祖上沿袭下来的余泽去追逐延边征拓的军功，或又是绞尽脑汁去祸害外域的蛮夷各族好了。
因此，在配套这些国爵和士爵的相应待遇和权利当中，也包括了在申报进行域外开拓时，从国朝采买置办兵甲的优先权，道招募丁壮屯垦、建立私家武装的各种规定；当然了，作为国家军队配属的火器除外，以确保对于这些拓边武装的隔代优势。
而《太平三爵令》制度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这些在新朝建立过程当中，掌握了相应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既得利益阶层们，不要光把眼光放在国内那一亩三分地的利害得失和内耗上，而将他们潜在力量引向更加广袤的未知世界。
就算是历代所不断诞生的新贵阶层，乃至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也可以通过国家适当的引导和扶持，让他们及子孙在传统华夏圈以外的异域他乡，裂土封侯、开疆建国难道不香么？还可以变相让出国内势力格局的生态位，尽量避免每一代向上的晋升通道，不至于滞塞和垄断。
因此，伴随着《太平三爵令》出炉的三个封爵人选，却是通过水陆驿站的榜告传播，在朝野当中掀起了持续的热议风潮，乃至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所在。因为，第一位受爵的赫然就是那位反复横跳而历仕庞勋、唐廷、黄巢、太平数家势力，号称五姓家奴的诸葛爽。
所受国爵为可袭两代的遵义（郡）伯，比食邑一百户而折給财帛奉料不等。而已经风烛残年的他梗这一口气不死，似乎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刻新朝对于他的盖棺定论。因此据说他得知消息之后，居然雄风再起召集了一众妻妾为贺就此放飞自我了。
而第二位受国爵的则是已经卸任的前天平军曹翔，封奉准（县）伯，比食邑五十户而折給财帛奉料不等。此外他还是内定好的辽东营田屯务大使，隶属于未来设定的河北善后处置行司的下辖。也算是为郓州的曹氏家族走出了一条出路。
至于第三位受爵的，自然是早年开始太平军关系和渊源最为深厚的东都军主